从异端到国教

——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及其影响
□ 杨思远

　　君士坦丁大帝（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约280-337），即君士坦丁一世，欧洲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君主专制国家东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306-337）。他在统一帝国的过程中，给曾经长期被视为异端并予以残酷镇压的基督教以合法地位,并在完成统一大业后亲自主持召开尼西亚宗教会议,使基督教在事实上获得了国教地位，他本人也在临终前受洗成为正式教徒。
　　众所周知，基督教产生之初，曾经饱受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欺凌和摧残。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建立基督的国”，曾经是公元四世纪前基督教徒梦寐以求的夙愿。既是在君士坦丁统一罗马帝国时代，基督教仍然是处于被歧视、被迫害地位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其信仰者依然是居于弱势的少数派。一般说来，要号令天下成就大业，都会选择一个最能为人们接受的理念和口号。但是，在一个有着多神教宗教传统，而且这种传统宗教依然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和统治地位的国度里，作为一代杰出的政治家，君士坦丁何以祭起基督教大旗并最终皈依基督教，基督教又为何能成为君士坦丁成就大业的思想政治武器并最终为整个罗马接受的呢？

一

　　君士坦丁选择基督教，是建立在对时局的正确分析基础之上的，充满着政治家的智慧。而他的成功实践，也为他的后继者树立了榜样，积累了经验。
　　君士坦丁所处的时代，正值西罗马帝国末期的“四帝共治”时期。公元306年7月25日,君士坦丁的父亲高卢地区（辖不列颠、高卢、西班牙等地）皇帝君士坦提乌斯去世,君士坦丁在约克郡被其父的部下拥立为帝。他虽被拥立为帝，但并没有得到其他三位皇帝的认可，其合法地位受到多方牵制。一则，在军阀割据的几大势力中,君士坦丁的力量相对弱小。他所继承的高卢地区比帝国的其他皇帝统治区疆域小,而且开发得晚，经济文化相对贫穷落后，其控制的军队不仅人数少,士兵的素质也远不能与训练有素的其他大区军队相比。二则,他的皇位必须获得太上皇戴克里先等人的认可方为合法。而要取得其他三位皇帝的认可，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并最终实现帝国的统一，不仅要靠高明的外交手段，更要寻求广泛的群众支持和能够赖以成事的理论支撑。
　　为此，他首先以十分恭敬的口吻致信合法皇帝伽勒利,在通报其父病故的同时,提出继承其父职权的要求。而后,积极发展与退位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联盟关系,争取其在帝国东部部分省区和意大利的强大势力的支持,甚至娶了马克西米利安之女福达斯为妻,通过政治联姻扩大实力,并终于获得了合法皇帝对其地位的正式承认。
　　但是，要巩固统治，成就大业，仅靠别人的恩赐是不行的。君士坦丁必须采取切实措施，争取人心，富国强兵。在西罗马帝国的晚期，政治、经济、文化呈现出崩溃状态，社会精神生活也陷入危机。面对四帝共治、军阀割据的现实，传统的自然神和多神教信仰逐渐失去了吸引力,那些“空洞含糊的观念不能吸引群众”,各种传统的多神教仪式无法为民众提供思想上的安慰。而在“在各种宗教团体中,基督教会在这一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它不仅有助于精神上的安慰,而且还对实际生活的灾难许以援助和给予真正的援助”。更为重要的是，自基督教产生以来，虽然多次遭受过罗马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但他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逐步发展成为跨国界、多民族的世界性宗教，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它所信仰的教义（救世说），对于一个处于乱世的末落帝国来说，无疑是滋养铁腕君主、促进帝国走向统一的沃土。而它所拥有的众多教徒和严密组织，更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的有力手段。当时，在帝国千余个行省中分散着数千名高级教士,大批信仰基督教阿利乌派教义的哥特人进入帝国军队,他们构成了君士坦丁军事力量的重要部分。在此形势下,君士坦丁作为精明的政治家,敏感地注意到基督教是可利用的社会力量。而此前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的镇压，为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和借口。
　　西罗马帝国的后期，随着基督教信徒人数的增加而对帝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引起了统治当局的恐慌,罗马帝国政府以各种借口迫害基督教徒,企图尽快将其扼杀。例如,戴克里先曾在伽勒利的挑动下,放弃其最初的宗教自由政策,大肆逮捕基督徒,焚烧教会书籍,捣毁教堂,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被基督教史学家称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基督教迫害运动”。但是,帝国政府的迫害政策并没有达到其预想的目的,对基督教的镇压使得社会秩序更加不稳定,多神教徒与基督徒的冲突愈演愈烈。特别是在帝国东部地区,政府以强制手段解决宗教信仰问题的做法引起上自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的思想分裂,正常的社会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连伽勒利也承认其迫害基督教的政策遭到失败,并被迫颁布承认基督教是合法宗教的敕令。惟有君士坦丁之父君士坦提乌斯在高卢辖区内实行保护基督教徒的政策。他虽然不敢公开拒绝执行戴克里先捣毁教堂的法令,但是指示部下尽量避免发生流血事件。君士坦提乌斯温和的宗教调和政策使高卢各省在遍及帝国的大迫害中独享安宁,与伽勒利迫害基督教政策引起的混乱形成鲜明的对比,获得了帝国范围内基督教徒的广泛好评。君士坦丁继位后，立即在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等辖区解除了前朝皇帝颁布的各项迫害基督教的法令,下令各地军政官吏停止迫害行动,要求他们尊重基督教徒的信仰自由。他还利用各种场合，以愤怒的口吻斥责其他大区的士兵仅仅因为信仰不同而对人民采取野蛮残暴的行径。这就使他的影响很快超出其狭小的统治区域，在思想上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为他统一帝国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在军事领域表现的更为突出和重要。
　　据历史记载,从3世纪末到4世纪初,在东罗马帝国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军队基督教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随着士兵中基督教徒人数的增多,基督教在帝国军队中的影响迅速增加。如何对待基督教已经成为能否有效控制军队、鼓舞士气的关键。马克西米在执行迫害基督教徒法令时,仅在其塞比安人军团中就处死6000名基督徒士兵,几乎引发大规模的兵变。当时,主要由笃信基督教的“蛮族人”组成的近卫军兴废君主的事变时有发生,军队在皇帝的废立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反两方面的事实使君士坦丁认识到若要巩固其政治地位,就必须取得军队的支持,而要争取民心军心,实现其巩固皇帝地位,扩大割据势力的政治目标，必须对基督教采取保护和宽容的政策。
　　为了有效地表现他对基督教的保护和宽容政策，他甚至在进军意大力时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异象”。传说，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和他的部队在前往罗马的途中,曾看到天空中突然出现一个闪光的十字,并伴有一行“靠此符号,你会成为胜利者”的文字。隔天晚上,基督在君士坦丁的梦里现身,指示他把这个天上的符号放到他部队的军旗上。君士坦丁按着基督的指示制作了拉伯兰新军旗，并在这面十字军旗的引领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此后,这面神奇的十字军旗成为君斯坦丁军队的象征，甚至以后的历代基督教皇帝派出的远征军队也都高举着十字架的旗帜。我们不必去考证“异象”的真伪，但当他公开打出以基督教象征十字架为标志的旗帜后，立即得到了在军队中已占多数的基督教士兵的“异常”欢迎，并取得了全帝国范围内基督教徒全力支持的“异效”。事实上，这面基督教大旗不仅使君士坦丁成为帝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也使他成了整个帝国新的精神领袖，从而在根本上奠定了君士坦丁统一大业的胜利之基。

二

　　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统一帝国的过程始于公元312年,终于公元324年。在此期间,君士坦丁巧妙地利用基督教建立政治联盟，分化政治对手，最终各个击破，实现了统一帝国的目标。
　　按照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帝国最初的正副皇帝分别为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伽勒利和君士坦提乌斯为两恺撒,305年戴、马两氏退位,原来的两个恺撒晋升为正副皇帝,戴克里先于次年任命小伽勒利和塞维鲁为恺撒。而君士坦丁和马克西米安之子马克辛迪乌斯也自立为帝。大伽勒利于307年起兵赴意大利征讨马克辛迪乌斯未果，就说服太上皇戴克里先于308年任命李锡尼为西部副皇帝,君士坦丁为恺撒。这一任命遭到帝国西部实际主宰者君士坦丁和马克辛迪乌斯的反对。君士坦丁通过精明的外交活动,于310年被合法皇帝大伽勒利确认为西部皇帝。311年大伽勒利去世,帝国政局立即发生重大变动,小伽勒利出兵占领东方大部地区,而李锡尼则控制巴尔干半岛的伊里利亚地区。在帝国西部,君士坦丁继续辖制高卢大区,而马克辛迪乌斯则统治意大利。
　　当时，马克辛迪乌斯是四大割据势力中惟一没有合法名分的皇帝,且由于其残暴统治导致民怨沸腾,统治地位最不稳固。为了实现统一帝国的政治目标,君士坦丁把马克辛迪乌斯作为征讨的首选目标，并通过联姻和共同支持基督教与李锡尼建立了统一战线,从而对马克辛迪乌斯构成两面夹击之势。
　　公元312年,君士坦丁进军意大利,揭开了其统一帝国的序幕。在进军意大利途中,君士坦丁通过编造“异象”和基督托梦的神话,公开打出拉伯兰军旗,为其发动的统一帝国的战争披上了神圣的色彩,并使将领和士兵都心甘情愿地去为他战斗。他还公开指责马克辛迪乌斯在意大利残酷迫害基督教徒,并劝说李锡尼派兵参加对马氏的进攻。他抓住马克辛迪乌斯对基督教残酷迫害的暴行,大肆攻击其违背神意必遭上帝的惩罚,从而在道义上和心理上瓦解了敌人的士气。313年,君士坦丁会晤李锡尼,并共同颁发《米兰敕令》,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统一战线，消除了李锡尼对其政治野心的警惕。在李锡尼的有力支持下,君士坦丁击败了马克辛迪乌斯,清除了帝国西部的割据势力,达到了其统一帝国的阶段性目标。同时，在李锡尼的直接打击下,割据帝国东方大区的小伽勒利战败逃窜。削弱了君士坦丁统一帝国东部的阻力。
　　但是，分别统治帝国东、西部的两个盟友之间的友谊并没有维持多久。313年,太上皇戴克里先去世后，控制帝国霸权的两大巨头的矛盾迅速激化。314年,君士坦丁向李锡尼提出了领土要求,遭到拒绝后,立即派遣数万大军进攻伊里利亚地区,迫使李锡尼将伊里利亚的大部分割让。失败后的李锡尼不甘沦落为君士坦丁的副皇帝,但错将失败归罪于基督徒。他表面上与君士坦丁友好,暗中却将其宫中的基督教徒流放他乡,或投入监狱,并下令清洗军队中的基督徒将士,剥夺所有基督教徒贵族和军官的头衔和军阶。同时,还秘密处死许多德高望重的基督徒贵族,以惩罚他们对君士坦丁的崇拜。
　　李锡尼推行迫害基督教的政策，不仅给君士坦丁提供了发动进攻的借口,而且他这种倒行逆施，彻底背叛了曾经支持他战胜小伽勒利的有生力量，从而在政治上把自己推上了绝路。而于此同时，君士坦丁却在大力支持教会,修建教堂,给予教会一系列特权,包括司法权,这与李锡尼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对照，人心向背径纬分明。323年君士坦丁以惩罚“强迫基督徒献祭的人”为借口,向李锡尼宣战。这样，君士坦丁发动的战争就成了基督教圣战,连李锡尼控制区的基督教臣民也在为君士坦丁的胜利祈祷。323年7月，君士坦丁在亚得里亚堡战役中打败李锡尼,而后继续追击,并彻底打败李锡尼。324年,李锡尼投降后被处死。君士坦丁最终达到军了统一帝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统治的目的。

三

　　完成帝国统一后, 君士坦丁的政治生涯达到鼎盛时期,其主要任务也由消除分裂割据势力，统一帝国，变为维护专制皇权。在统一帝国的战争中，君士坦丁虽然极力支持基督教，但罗马帝国毕竟是一个有着多神教传统的国度，基督教虽然得到了强力的支持，但在传统上、信徒数量上依然处于弱势。为缓和宗教矛盾,防止发生动乱,强化中央集权,君士坦丁一改战神面孔,大谈“和平”、“安定”、“和谐”和“友爱”,并利用基督教教会,恢复帝国行政管理系统,将1800名主教分派到120个行省,行使官方任命的司法和宗教权力,有效地控制了这个庞大帝国。为彻底消除分裂割据残余势力，君士坦丁对李锡尼的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李锡尼颁布的各项法令,恢复基督教的所有免税权、财产继承权、司法审判权等各种特权,使被解雇的基督教徒官复原职,并解除军队中对基督教士兵的禁令。为统一人民的思想,强化专制皇权的精神统治，君士坦丁继承了戴克里先时代流行的君权神授理论,将多神改为上帝,将对阿波罗的信仰变为对基督教的信仰,宣称其对世界的统治权来自上帝。他从维护统一帝国的政治需要出发,无论是主张三位一体信条的基督教正统派,还是主张基督教神性高于人性的阿利乌派,甚至多神教徒,只要拥护君士坦丁王朝统治,只要效忠皇帝本人,都获得了他的保护和重用。他公开致信基督教各派,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调和矛盾、解释教义，认为他们都是“共有同一个上帝,同一种宗教,同一种礼拜仪式的基督教徒,没有理由因为如此无关紧要一点意见分歧而分裂为几派”。
　　君士坦丁在扶植基督教的同时,还对其严加控制,使教会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他亲自过问神学教义、礼仪活动、人事安排,所有基督教的重大事务都必须有利于他对统一帝国的统治。为加强对教会的控制，君士坦丁还在325年亲自主持召开尼西亚宗教会议,直接干预《尼西亚经》的制定,并确立了皇帝对教会的“至尊权”。当他得知亚历山大教区发生神学争论后,立即进行干预,但他真正关心的不是神学是非,而是对统一稳定的教会的控制。当宗教争论出现失控的可能时,他立即主持召开宗教会议,会议的核心任务不是解决纷争,而是统一信仰和宣布皇帝在教会中的最高地位及至尊权,包括召集宗教大会权、教职任免权、教义解释权、争端仲裁权等。在尼西亚会议上,君士坦丁以基督教首脑的身份主持会议,并致以简短的开幕词,呼吁各地主教恢复教会团结,因为只有上帝的信徒们团结在和平的环境中,帝国才能长治久安。他严密地控制会议的进程,并将其意志变成会议的主题,一切均按他的预先安排进行。尼西亚会议的召开,表明君士坦丁已经在神学教义、教会组织等根本问题上控制了基督教,使基督教在实质上完全成为君士坦丁统治帝国的精神工具。一些学者因此认为“尼西亚会议标志着原始基督教的质变,实质上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从以上叙述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出,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始终是为其夺取政、巩固政权服务的，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若由此就断定，君士坦丁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宗教政策是因为他信仰基督教，恐怕是站不住脚的。虽然他临终前接受洗礼，正式皈依了基督教，但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理论上，都不可能成为他年轻时所采取政策的动因。至于他在进军意大利时所制造的“异象”以及在与李锡尼的结盟与背叛中所采取的举措，更是功利大于信仰，完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政治韬略。
　　君士坦丁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始终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去分析和利用宗教，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于经过多年的假戏真做，最后弄假成真，把自己的成就归于宿命，恐怕不是那个时代的哪个人所能逃脱的。
　　君士坦丁宗教政策的历史性败笔，是把宗教与政治并列起来，给基督教以“国教”的地位，甚至让教会掌握司法大权。虽然这些措施为基督教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使其真正发展成为历史性的宗教，但从政治上讲，这不仅是导致他不得不皈依宗教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欧洲中世纪陷入长期的宗教黑暗统治的重要原因。
　　纵观中外历史，能够正确地分析和利用宗教，是一切有所作为的统治者走向成功的重要阶梯；而凡是沉迷于宗教不能自拔者，不论其开始是否成功，但最终必然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能不能跳出宗教看宗教，是决定成败得失的关键。